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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维权”之类旗号下，西方及其它许多国家的群体已经滑入仇恨、冲突、暴力、贫困的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波士顿爆炸案后某些拥有话语权力者的反应再次表明了这一点。为什么？因为如同以往历次灭绝人性的一样，他们抨击的重心不是凶手察尔纳耶夫兄弟及其同类这种突破人类文明底线的行径，而是百般为其辩护，最多不过轻描淡写；他们不是敦促群体反思本群体为何孳生了这样的败类，用对和的明确摒弃、用真诚的道歉和切实的改进去争取东道国及其主流社会的谅解，而是拿受害者群体必然会有的某些反应大做文章，似乎加害者无罪而受害者群体才该谴责甚至打击；他们不是配合防范、打击，而是对一切防范、打击的防御措施百般挑剔；这样的表现只能进一步激化矛盾而不是化解矛盾，只能让东道国社会对整个群体更加愤懑更加排斥，而不是接纳。就这样，尽管打着“维权”之类旗号，这些“维权”斗士们所作所为的实际效果不是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了群体的生活环境。

  在更大背景上考察，不仅在属于外来移民群体的西方国家，就是在群体已形成发展数百上千年的印度等国，“维权”斗士恶化群体环境和发展前途、激化他们与社会冲突的效果同样非常显著。

  在印度等许多国家，一些少数民族、小宗教群体形成了仇恨、冲突、暴力、贫困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群体的这种恶性循环又暴露得格外鲜明。因为贫困，部分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不分青红皂白，不审视自身素质和知识技能有无缺陷，而是将种种不如意归咎于大民族、大宗教，积郁在心，往往诉诸民族宗教冲突的暴力手段以求改变现状，甚至单纯泄愤；且这些极端做法往往打着“维权”之类旗号，令某些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实施极端行为时倍感“理直气壮”。在这样的“维权”行动中，对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中任何刑事犯罪分子个人的抨击都会被“维权”斗士们指为对整个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群体的全盘否定，进而上纲上线到“”之类大帽子，进而“理直气壮”地开展无底线暴力围攻

  但这种动辄无限上纲的政治操作、这种目无法律频频诉诸民族宗教冲突的暴力手段反而从两个方面损害了少数民族和小宗教信徒自身：一方面，主流社会、大民族因此对这些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不良看法滋长，民间投资和就业机会对其避而远之，对政府也颇多怨言；另一方面，这些冲突又驱使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备感不安全，迁居本民族本宗教信徒聚居区，结果使他们自己更加孤立，减少了族际交流的机会和就业机会，损害自己发展的前景。须知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任何一个时间里都只有依托一个较大的市场方能获得较多经济发展机会和增长空间；无论是出于自外动机，还是遭到对方出于恐惧、厌烦的排斥，与较大市场割裂都是对该个人、该群体自己的损害。

  这类做法对上述国家主流社会精神伤害之深，对群体自身发展前途损害之大，还表现在他们作为斗争对象的这些非国家大多数都并没有奉行民族宗教歧视政策，相反还不乏少数民族和小宗教优惠待遇，给少数民族和小宗教群体提供了广大的发展机遇。

  美国完全对得起作案者察尔纳耶夫兄弟一家：美国接纳了这个流亡难民家庭，给了他们永久居留权，给他们兄弟提供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全套教育机会，让塔梅兰察尔纳耶夫娶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欧裔白种基督徒家庭女儿，而且妻子为其改换信仰皈依教；有鉴于此，波士顿爆炸案给美国人民带来的精神创伤必然是长久的，他们从中感到的那种遭遇背叛和恩将仇报的痛楚比911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察尔纳耶夫兄弟并不是第一个对美国这样恩将仇报的移民，美欧不仅用武力为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夺来了独立，而且向他们打开了移民的大门，但来自科索沃的移民已经不止一次对美国下手，只不过反响没这么大而已。2009年7月，北卡罗来纳州8名科索沃移民因策划袭击弗吉尼亚州军事基地而被捕；2011年3月，受极端主义影响的旅德科索沃移民阿里德乌卡（Arid Uka）在法兰克福机场刺杀两名美国空军人员，打伤多人；2012年1月，佛罗里达州科索沃移民萨米奥斯马卡克（Sami Osmakac）因策划在美国发动大规模而被捕；同样这么干的还有来自索马里等国的移民。如此一再重复，美国人民对群体的心态眼光将如何演变？其他几个国家亿万人民看在眼里，难道就不会记在心里？

  在先后遭受震惊世界的孟买案等大案的印度，纵然有众多不如人意之处，但从印巴分治后的大动乱平息至今，印度本土并没发生类似印尼排华那样的政府支持的反少数民族暴行，印度社会相反不乏对国大党“偏袒”的抱怨之声。就连控制印度国民经济的塔塔、安巴尼、米塔尔和博拉四大垄断财团家族也不是印度斯坦族，而是帕西族和锡克族，其宗教信仰不同于印度教，而且他们并未如同东南亚华人、东北非印度人、卢旺达图西人、俄罗斯犹太人、南非和津巴布韦白人那样遭遇“统治市场的少数民族”厄运。生于巴基斯坦的沙鲁克汗虽然在生活中经历过一些困扰，但仍然成长为宝莱坞头号影帝，2012年收入高达3770万美元；除了人种和历史传统迥异于印度本土的东北六邦居民外，印度本土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本来完全有一定机会在现行秩序下通过正常的自我奋斗求得发展，奈何动辄诉诸暴力而自绝于社会发展？

  在可预见的未来，西方及其它许多国家的群体之所以没办法摆脱仇恨、冲突、暴力、贫困的恶性循环，还在于这个群体内部已形成了所谓民族、宗教“领袖”形成并地位上升与整个群体境况恶化相互促进的机制。如果领头打着“维权”之类旗号“理直气壮”主张或诉诸民族宗教冲突暴力手段的人能够藉此赢得民族、宗教“领袖”地位而名利双收，这样的“维权”斗士必将层出不穷，少数民族、小宗教群体自我沉溺的民族宗教冲突将日复一日更加频繁，更加暴烈；由于冲突驱使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主动疏离主流社会，其发展前途受损，他们也就不能不更加依赖那些领头闹事“维权”的所谓民族、宗教“领袖”恩赐，他们那源于贫困的内心不平愤懑也积累更多。如此反复，某些民族、宗教“领袖”地位的上升就这样与其所在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整体状况的恶化相互促进。某些民族、宗教“领袖”和斗士们未必没有窥破这点天机，但他们仍然刻意要牺牲本民族本宗教群众来成就自己的私利。从西方到印度等国，群体的这种恶性循环已经暴露得相当鲜明，但某些被视为“政治正确”的东西却使得整个社会都没办法摆脱这一误区。但无论如何拖延，这些社会及群体本身最终都必将面临这样的抉择，而且拖延越久，最终抉择的代价越大是要绝大多数个人本身的和平、幸福与发展，还是要那些“维权”斗士们的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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